中日韩经济协同：后疫时期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器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如在短期内找不到病原体、特效药物，有效疫苗还未被成功开发并应用，科学家认为此次疫情大概率会延续两到三年，也可能长期伴随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经济学家判断，疫情对经济增长已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全球产业链角度看，社交隔离会造成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中断，从全球供应链角度看，社交隔离会造成商流、物流的停顿，从而导致现有主流全球价值链活动无法循环。

面对疫情全球蔓延，在中日韩三国政府和人民努力下，疫情防控成效居世界前列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复工复产。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互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人文交流源远流长，三国间文化距离几乎为零。中日韩三国国内生产总值达20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0%；货物进出口总值达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货物贸易总值20%，中日韩三国间双边进出口约占其中10%。因此，中日韩三国的复工复产，不仅为三国国民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动力，也为稳定世界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日韩三国间的经济协同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得益于中国沿海开放战略与东亚“雁阵分工”模式的融合，尤其是1992年8月中韩建交和2000年12月中国入世，包括中日韩三国、东盟和中国台港地区在内的东亚生产网络日臻完善。诚如世界贸易组织和日本贸易振兴会/亚洲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东亚贸易模式与全球价值链：从货物贸易到任务贸易》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跨国公司的引领下，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按工序被分割成若干阶段或环节，区域内各国各地区根据不同产业特点和其比较优势专门从事不同的生产阶段或环节的任务，形成了垂直分工型产业链。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首先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样的资源丰富国家建立供应链，依靠来自近岸的大量生产资源满足国内制造业的需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一方面仍继续依赖来自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生产资源，另一方面也开始向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供应中间产品。

2000年入世前后，凭借与韩国企业和海峡彼岸的台商间的强劲生产联系，中国融入了东亚区域供应链。在2005年左右，网络中心由日本完全转移到中国，中国成为东亚生产网络中间产品的核心市场，在中国生产的最终消费品销往美国和欧洲国家。面向中国的供应链高度分散和复杂，还包含了其他参与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可观的增加值。

中国出口所具备的竞争力，不仅归因于其劳动力比较优势，而且还源自其从其他东亚国家消化复杂中间产品的能力，这些中间关键产品最终体现在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中。东亚各国各地区通过相互间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构筑了区域供应链，形成了在岸和离岸相结合、集成创新+制造、中日韩三国制造业为基础的近岸区域生产网络。尽管东亚生产网络存有大量的垂直分工型产业链，随着如轿车、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等传统制造业成为网络成员的支柱产业，基于技术复杂度的水平分工型产业链也在网络内形成。

同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美国跨国公司借助两条发源于日本的核心供应链，一是马来西亚，另一个是新加坡，通过“服务外包+采购”模式，第一次将东亚与北美两个生产网络的供应链连接起来；之后，美国跨国公司又通过投资、服务外包和采购在菲律宾和中国建立了新的供应链，将以“集成创新+制造”为特征的东亚生产网络与以“原始创新+采购”为特征的北美生产网络全面无缝链接起来，构成了世界主流全球价值链之一的东亚—北美全球价值链，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舍难分的洲际经济共同体。

由此看来，中日韩三国间经济协同不仅是东亚生产网络的基础，更是北美、西欧，乃至全球大量最终制成品的供应源。这就要求中日韩三国提升协同水平，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在“WTO+”的基础上推进“WTO X”。

因此，要考虑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中加入稳定区域生产网络的约束性条款，根据不同产业链、供应链的特点，形成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保护知识产权为基础，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普适性规则，让中日韩三国不仅成为后疫时期东亚生产网络的稳定器和区域经济的推动器，更要成为后疫时期全球价值链、世界经济的推动器。

（作者系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