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程恩富，男，汉族，1950年7月出生于上海市，祖籍为安徽合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特聘首席教授、本科生学业导师、博士生导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优势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现任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和教育部社科基金理论经济学评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学科评委、国家教材委员会马工程专委会成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论坛召集人、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评委会召集人。俄罗斯彼得堡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荣誉或客座教授。
长期从事中外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在中、美、日、俄、越等十个国家海内外报刊发表600多篇文章，独著和合编40多本（套）书。包括：《程恩富选集》《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重建中国经济学》《西方产权理论评析》《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初级、中级、高级，越南版）、五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文化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日文版）《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中文版、俄文版）《劳动创造价值的规范与实证分析》（中文版、英文版）《改革的初心》（中文版、英文版）等。
程恩富教授通过多年教学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系统独特的经济学方法、理论和政策主张：首创政治经济学“五过程法”新体系和大文化经济学体系，领衔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独创性地提出和论证了“新经济人论”“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变动论”“知识产权优势论”“当代经济基本矛盾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一系列理论和政策思路。2020年9月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举办“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程恩富学术思想研讨会”，由数十位国内教授撰写的《程恩富学术思想研究》（第2辑）文集即将出版。
曾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班讲课，多次出席中央领导召开的座谈会，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被学术界认为是“海派经济学主要创始人”“我国第四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之一”，被中日等媒体称为“中国最有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
一、年少志自强 笃学立于马
1950年，程恩富教授出生在上海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父亲程九如是上海铁路局机务处救援科的科长。父亲经常把单位发的一些党政刊物带回家来，程恩富教授出于兴趣特别喜欢翻阅，于很小的时候就从这些杂志中受到了理论的熏陶。他爱读《党的工作》刊物上的一些文章，因而接触了不少毛泽东语录的内容。程恩富教授的父母经常在家谈论时事，比如当时中苏论战的内部传达，他会在一旁听父母讨论，还懵懵懂懂地读过《九评》中的某些文章。
程恩富教授在中学时对政治理论课程兴趣浓厚，初次在书本上接触“唯物论”“实践论”“矛盾论”等名词时，便会主动去思考它们的含义，并且特别喜欢捧着书请老师讲解。勤学好问的学习习惯，使得他在少年时期就打下了很好的文字基础，扎实的学风也是程恩富教授之后几十年学术生涯的基本底色。
在“文革”中，程恩富教授大量接触了毛泽东的书籍，对马列理论、毛泽东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此同时他也喜欢阅读鲁迅等人的文章，并一直保持着广泛涉猎的阅读习惯。
1968年，程恩富教授的父亲因遭遇极左路线迫害而跳楼自杀。当时，程恩富教授本已分配在上海市区的一个工厂工作，但因为父亲的事件临时被分配去上海郊区工作，他坚持要去最边远的黑龙江，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军事冲突刚发生不久，就不顾妈妈劝阻毅然去了黑龙江当知青。那年，他还不到20岁。
在黑龙江北安劳改局七星泡国营农场七分场（地处嫩江县），程恩富教授度过了3年的知青时光。在那里，他是知识青年一个连队的排长，后有调到分场机关担任青年干事，因为带头和组织知青劳动而出名，并组织几位上海知青成立业余读书小组，他读完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尽管当时马列原著对他来说佶屈聱牙，但是内心探求真理的信念驱动着他，哪怕花好几个小时字斟句酌地啃读也一定要坚持下来。1972年初，程恩富教授偶然从大学毕业的知青连连长家中看到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便借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他还常常跑到连长那儿请教问题。
多年以后，程恩富教授回忆起1969年3月至1972年3月在黑龙江北安国营七星泡农场当知青、初读马列原著的时期，他认真地说：“治学成功首先要有浓厚兴趣。在一项事业和工作上有没有成就或贡献，首先要看有没有持久的兴趣。有兴趣，就会钻研下去；没兴趣，当然就会敷衍了事。”那时年少气盛的他以鲁迅、孙中山转行为榜样，持“文科救国与强国”论，觉得“实业救国与强国”“科技救国与强国”固然有道理，但一个国家要有实业和科技的良性大发展，首先要有良好的文科理论和政治基础，因而他一心只想读文科。知青时代阅读的马列著作成为了他深厚的学术积淀，助力他走入复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助他踏上漫漫的学术征程。
二、从教数十载 勤恳肃清风
学成执教复旦园，沉潜治学十七年。程恩富教授在复旦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后，毅然选择了赓续老一辈经济学家张薰华、洪远朋教书育人之重任，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传播下去。“传道，授业，解惑”是程恩富教授的教学信条，他一直要求自己的课堂能够让学生学有所得、如坐春风。孜孜不倦追求阐释精确、旁征博引力证理论清晰、循循善诱引学生隽永回味……每一堂课，他都精心准备。他接替了两位导师在复旦为本科生和进修教师系统开设1-3卷的《资本论》课程，随后主讲《政治经济学》《消费经济学》《<资本论>第一卷与辩证法》等课程。严肃活泼一直是同学们对程恩富教授的评价，一方面程恩富教授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强调学生要学风严谨、态度认真，寓育人于教书之中，既传授治学之道，又传授做人之道；另一方面程恩富教授的课堂活跃而自由，容许对于一个问题的不同观点积极发声，课堂上经常可以听见激烈的辩论声和欢乐的笑声。
除了勤恳执教，程恩富教授在复旦的十七年还是打实经济学学术功底的沉潜期。他横扫复旦图书馆的各类书籍，从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书刊，到生物学、医学等某些自然科学书刊。交叉研究与横向借鉴提供了大量的知识基础和理论营养，更培养了他日后做学问的风格与格局。
调离复旦的时候，程恩富教授曾同导师洪远朋说：“我会在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史上留下痕迹的。”他十分清楚自己的毕生所求是什么，因而面对当官、下海的巨大吸引，都岿然不动。程恩富教授认为自己选择了学术的道路、立下了学术抱负，就应当以求得真理为目的，而不应该为功名利禄所累。“目标其实是动力，目标定得越高，动力就越大，目标越是难以达到，就越是需要持久地付出努力。”这就是他为了自己探索社科领域的真知而付出数十载的艰辛努力的心声。
1989年4月至2005年9月，程恩富教授转教上海财经大学。任教16年半期间，他在承担每周12-22节课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更加紧张地从事科研工作。这16年多的时间，复旦的老师深深的关怀令他铭记于心。例如，张薰华教授已过80寿辰，仍然出席并指导了每一次的海派经济论坛和海派经济学沙龙；关于劳动价值论等一些创新观点的出笼前，程恩富教授虚心请教了洪远朋教授；蒋学模教授一直将上海的政治经济学后继研究寄希望于程恩富教授，并给予莫大的鼓励。在此期间基本形成了对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方法、体系与政策的框架性设计，并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学派——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还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起，创立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这一时期程恩富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性的论著和改革主张受到知识界的高度关注，尤其得到刘国光、宋涛、吴树青、陶大镛、胡代光、卫兴华、吴易风、吴宣恭等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的赞誉和鼓励，这些都激励程恩富教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2002年2月，程恩富教授出席江泽民同志在上海主持的理论座谈会，并汇报关于国有经济改革发展思路，还就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要不要写上学术争议较大的劳动价值论问题，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写了书信；还在上海市政协作报告、在上海市人大专家咨询委员会议等会议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尤其是2004年5月28日，程恩富教授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解“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站在经济学学者的角度，他提到了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且严肃提出“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许多问题若不及时纠正终会酿成更大的社会问题”“不正确的政绩观要不得”等论断，掷地有声。程恩富教授坚信，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应该忧国、忧民、忧天下，敢谏、敢言、敢发声。胡锦涛总书记也对时年44岁的程恩富赞赏有加，他说：“我们党有一些老的理论家，现在需要培养像你们这样比较年轻一点的理论家。你们可以大有作为！”程恩富教授始终铭记胡锦涛总书记的话，也始终坚持自己的良知，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发声、为社会造福。
三、潜心钻学海 箴言致国策
2005年10月，程恩富教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工作，先后担任常务副院长和院长。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担任学部主席团成员，这象征着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这既是对他学术生涯成就的充分肯定，更是对他继续我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研究重任的交付。在社科院工作期间，他还兼任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编委等职务。
从调至中国社科院开始，程恩富教授就正式开始了理论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程恩富教授担任约八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既要解决原马列所积重难返的内部矛盾，为马研院职工争取合理合法的权益，又要迅速使马研院成为全国和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和中心之一。学术研究进到深水区又迎来繁重的行政工作，令其不遑启处。尽管学术组织和行政工作艰巨而又繁重，但是程恩富教授还是做到了两者兼顾，在学术组织中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方向，在关注重大民生问题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范式。
程恩富教授认为，既然中央给社科院的“三定位”是“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和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那么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应当在三方面都有所作为，程恩富教授认为自己作为马研院院长理应尽力起表率作用。为了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应用探讨三者有效结合起来，程恩富教授每年组织马研院和马研学部有六个系列的国内外学术会议，仅2011年组织和召开的国内外研讨会就有15个，其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高层论坛也颇有影响。
程恩富教授回忆那段忙碌的时光时感叹道：“那时，我的时间基本上是三分之一搞行政、三分之一搞教研、三分之一搞学术组织和交流。”
社会科学的重任之一就是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对国计民生产生有利影响。程恩富教授由于治学严谨、学术扎实、思维创新，其学术新论通过建言献策、决策参考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应用探讨和智库建言方面，程恩富教授主编《激辩“新人口策论”》《激辩“新养老策论”》《激辩“新开放策论”》等，发表《如何建立国内生产福利总值核算体系》《构建国家主导的企业职工权益保护体系》《关于劳动收入分配若干问题的思考》等论文。作为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均书面提出几个政策建言。作为具有使命感的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教授要求自己研究、宣传、对策三位一体全方位地展开，他勤勤恳恳的治学工作收获了绝大多数同事和同行的首肯。2007年5月，程恩富教授作为党中央下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情况调研》课题组组长，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的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组汇报课题研究建议；此外，程恩富教授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北京市委、重庆市委、山西省委、广东省委等省部级党政军机关和大企业集团的中心组和厅局级干部学习会上，做过各种主题的报告，对中央和各地地方的决策提供了宝贵的专家建议和学术参考。
四、新马传海外 学际广交流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不能闭门造车、固步自封，必须汲彼之长、筑我之强，多加强学际、党际、国际之间的交流。程恩富教授一向主张要积极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引进来”的同时，要努力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出去”，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加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交流合作、互学互鉴。
针对学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相互割离的不良状态，程恩富教授主动带头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和交流互动。程恩富教授在创立海派经济学时就强调了博采众长的重要性：“创新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他在担任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项目“整体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首席研究员时，提出过13个整体性研究视阈，其中就包括国别性研究，即主张对包括中国、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界和政界的理论进行分析阐述。
数十年来，程恩富教授身体力行，先后赴美国、日本、越南、俄罗斯、法国、英国、西班牙、墨西哥等国进行学术交流，逐渐形成一定学术影响。程恩富教授通过翻译中国论著、创办外文媒体、召开国际会议、参与国际热点问题讨论等形式，着力增加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程恩富教授主编的《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2010创办）、《国际思想评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部创办）的两份国际英文期刊（均由英国出版）都已成为全球左翼经济学家和左翼社会科学家共同的学术平台，目前已被全球两千家图书馆使用和收藏，这是贯彻党中央关于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重要举措和成就；2012年他撰文提出要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阶段应加强多形式的联合工作，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左翼人士应该注意若干重要战略和策略问题；2020年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新国际主义”国际关系学说，进一步阐发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和学者的新型合作，以及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新型合作，以加强世界劳动阶级的力量，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程恩富教授勤勤恳恳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他的学术思想被铭记在了各国左翼学界与无产阶级的头脑中。如果说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的中外学术交流是漫漫长途，那程恩富教授的贡献就是值得后生瞻仰的学术坐标。
五、研马立场正 怒斥糊涂虫
在风云激荡、波诡云谲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声音时有汹涌。程恩富教授在与国际学界孜孜不倦的交流过程中，依然坚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决与错误的思潮做斗争，不当“风派”“骑墙派”“开明绅士”；面对国内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多元言论，他总能认清本质，拨云见日，发出对现代社会种种诟病的真知灼见。
在程恩富教授的《我的十大马克思主义观》中，他对社会上的一些错误舆论进行了理性批判，详细辨明了自己的观点。例如，有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中用或没有理论建树，但是程恩富教授基于自己多年的原著阅读积累，尖锐指出：仅从《资本论》来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就有几十处之多，阐述了该经济形态的所有制、按比例发展、经济计划、再生产、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分配制度、各类基金、农业与土地、人的全面发展与教育以及家庭等一系列问题。又比如，有舆论认为，只有信教的人才有人生信仰和价值观。程恩富教授指出，信仰也可以是对某种主义信奉和尊重，并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为什么允许西方人信仰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观、宪政观、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却不能成为主义信仰呢？这一见便是荒谬之谈。
与错误思潮的论战，更有程恩富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怒斥香港大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张五常的系列文章，较早地批判了对新中国经济发展采取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观点之犀利、论证之扎实足以让读者拍案叫绝。例如，张五常称以首钢为代表的彻底的承包制是私产制，程恩富教授依据：首钢承包后14年上交国家各种利、税、费137.16亿元，平均每年9.8亿元，14年的总积累率达到432%,年均增长11%等事实，得出“首钢逐步通过组成国家独资有限公司来实行全权委托式的全员资产承包制，做到国家终极所有权与企业法人所有权的分离。”的结论，并向张五常发出质问：“假如有人把这种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体制称作私产制……那就等于说：国有民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私产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难道这种产权论本身没有必要重新自我反省和严格界定一下吗?！”
与“糊涂虫”们的激烈论战还包括对“用改革开放后30年的成就否认前30年的成就”的反驳：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大约30年时间里完成了重化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依靠内循环可以基本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经济发展速度赶上，甚至超过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可见，不是由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而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而是计划经济功成身退，市场经济继往开来，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操作得法，可以获取比传统计划经济更大的成就。
除此之外，具有强大学术定力的程恩富教授还有许多反驳错误论断的论著，如批判“用政界马克思主义代替学界马克思主义”“唯我独马”“存在无需长久坚持的基本原理”等错误观点。他正义凛然、不惧奸害，曾经指出某些党校的教授也赞成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程恩富教授痛心地指出：“要是他们讲课和写论著，只能加重人们的思想混乱。问题就在于，干部和学科带头人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了。”程恩富教授面对这些可谓摆出了“任他八面来风，我自岿然不动”的勇士态度，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遏制错误思潮立下了汗马功劳。
六、学论新创见 巍峨立丰碑
北京大学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在为程恩富教授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时写道：“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就是程恩富教授的真实写照。在程恩富教授的学术生涯中，他依据不同的时代民情，有针对性地发表了许多掷地有声的理论，大胆地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论断，勇立马列研究之潮头。
程恩富教授最大的学术创建便是新政治经济学理论。1994年，程恩富教授发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较早地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育成熟，系统地科学反映这一经济实践变化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1世纪初。近十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热烈而又深刻，表明这一思想是超前的。
此外，程恩富教授的重大学术创造还有海派经济学。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简称“新马派”）。“中国海派经济论坛”成立于1995年11月，标志着学派正式创立。论坛曾召开20次上海和全国性的研讨会。海派之名，一是其地域原意，开始由原来在上海工作的学者逐步创立的，原产地在上海，但后来扩大到国内一些省市，如“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等。学派的成员是自由开放的，并不受发源地的限制。海派经济学团体进一步发展，2001年，又成立了由程恩富教授任主任的上海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2004年开始隶属于该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并成为联合国内外学术力量，进行大规模理论创新的学术团队，其学术影响在国内外日益扩大，因而程恩富教授又被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选为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会长。
程恩富教授“学术三贡献”还有大文化经济学的创造。大文化经济学的代表作是程恩富教授主编的《文化经济学》（曾获得教育部社科著作奖和财政部特等奖），以及在《人民日报》《复旦学报》《上海改革》等发表的文章。该著作出版后，《人民日报》《经济学动态》等发表了推荐性书评，受到中宣部等一些文化领导部门的重视。
程恩富教授认为，“小文化”经济学只研究文学、艺术，实质上是文艺经济学；“中文化”经济学把研究扩展到图书、音像制品、出版社、书店、文物、博物馆等；“大文化”经济学涵盖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建筑园林、教育、科技、体育、旅游和宗教等内容，但不包括医疗卫生。程恩富教授表明，自己重点研究的是大文化经济学问题，包括知识经济的问题。
在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程恩富教授都对相应的理论、政策有新的创建。他先后提出和论证“新开放策论”“新住房策论”“新人口策论”“新国企策论”“新民企策论”“新土地策论”“新文化策论”“新分配策论”“新消费策论”“新金融策论”“反通胀策论”，等等。他主导的“新马克思综合学派”，陆续提出哲学上的“广义历史创造者”概念，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的“三种科学社会主义观”“世界社会主义未来说”，历史学领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新论”“苏联剧变三主因说”，社会学领域的“九类利益集团说”等等。
程恩富教授在多年的探索中形成了系统独特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理论和政策思路，被中日等权威报刊认为是“我国第四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之一”、“中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
除了学术领域的创建之外，程恩富教授还开拓了一些治学的原则、理念。最典型的是程恩富教授在1999年对中国经济学“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思想创建。程恩富教授借鉴了中国清朝末年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述，并且进行了内容上的彻底创新。于2009年完善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这是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并且总体上也适合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守正创新发展。
程恩富教授对这24字方针的解读是：“马学”是指中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坚持“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西学”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知识体系，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有扬有弃的借鉴和利用。“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的精华，并以此为根基。“世情为鉴”是指从世界各国和世界总体经济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研究问题，把握经济“世情”的来龙去脉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国情为据”，是要求依据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创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
除了学术领域的理论独创，程恩富教授也为自己和门生立下过学风、座右铭，皆是他总结学术生涯的经验凝炼而成。他一直以来对自己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要求是：“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风化”。程恩富教授坚持做学术要有新创见，不可随波逐流、不可闭门造车、不可顽固不化。他相信一种新思想的诞生要能经受得住初期的讽刺、批判与打击，但同时也能与“红得发紫”而陈旧不堪的流行学术与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这一点，程恩富教授说：“马克思就是人民经济学家的典范，我们都必须学习他。”除此之外，程恩富教授的座右铭是“智商、情商、毅商、健商：成功者四要素”，他还别有风趣地在纸笺用毛笔书写过这一段座右铭，这是他治学和生活中最大的体悟。治学要勤思考，这便是“智”；为人处世要讲道德，这便是“情”；遇到难题要迎难而上、坚持不懈，这便是“毅”；注重身体状态、更好投入事业，这便是“健”。程恩富教授在业余时间最爱的活动就是阅读和打乒乓球。他坚持认为，只有几十年如一日地每年阅读千篇论文、百本书，才能始终站在研究的前沿，产生一流作品和讲演，有望成为真正的专家和“大家”。读书时他最大的体会就是：“与人摩擦，其烦无穷；与书摩擦，其乐无穷。学者应当永远与书刊在一起，与学生在一起，与自己的作品在一起”。说起健康，他虽已步入晚年，但是依旧坚持一有时间便上乒乓球台，与球友切磋两把，保持身手矫捷。他常常笑着说，要多锻炼身体，多为国家创造价值。前几年，程恩富教授的一些学生提议要给他聚会祝贺60周岁和执教35周年。程恩富教授则笑着说：“现在京沪预期寿命都超过80岁了，研究理论经济学的人，60岁不算大寿。但不到60岁，难以全面科学地认知经济规律和经济理论。”程恩富教授认为自己作为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有“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他说：“要一手抓学术，一手抓健康，力争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多服务和贡献一些绵薄之力。”程恩富教授一生已为中国经济富起来、强起来做出了斐然的贡献，到晚年依然保持精神矍铄以勤恳治学，这样的奉献精神可谓令人泣下。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基，以世情和国情为依据进行理论创新是一件科学的、有历史意义的艰巨任务。程恩富教授凭借自己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对中外实际情况的深刻把握，冷静而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新论，体现了他的学术魄力和理论勇气，也为马克思主义学术在21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立下了巍峨的风骨之碑。
数十年的学术道路走来，程恩富教授对毛泽东的一句话感受很深：“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改革时代也是如此。当程恩富教授坚持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根本原理或批判西方理论时，有人说他“左”；当程恩富教授从学术上创新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或借鉴西方理论时，又有人会说他右。但是程恩富教授认为，只要自己的主张经过严格论证、问心无愧，提出的理论能够经受实践、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就不必在意别人的评说。因为程恩富教授一直坚持做挺身而出、冲锋陷阵的创新型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会受一些言论的攻击，但是他为了坚持真理，不惜牺牲名誉或晋升等等。程恩富教授坚定认为：“当官，应追求下台后的历史名声；治学，应追求去世后的历史名声。这个理念对于在世在位时如何做事做人，如何真正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立碑，极有意义。”
七、结束语
正如程恩富教授所言，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上应是“五士”：他自己便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卫士”，对后生循循善诱的“导士”，能够为国家出谋划策的“谋士”，敢于同错误思潮做斗争的“斗士”以及敢于理论创新的“勇士”。
在当今社会，一能不为功名所累，二能不为错误观点所惑，于内心不为外物所动，于外在不因主观而枉，实属不易，但程恩富教授做到了。程恩富教授既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熏陶与磨炼，又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洗礼与创新，从而兼有两个时代的人格特性、精神境界和工作作风，立天地之心，化万物于无形，用德行引领行动，用责任树立人格，用真理指导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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